(拉赫曼尼諾夫是柴可夫斯基相當讚賞的學生,樂評家時常把兩人的鋼琴協奏曲拿來比較)
典範的轉移、大師的學生
柴可夫斯基和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晚年,各自遇到讓他們為之驚訝的學生,雖然反應很不一樣:看到一位學生期末考作品,柴可夫斯基不但給了最高分5分,還在5分旁加上「+ + + +」,甚至說服其他評審也給同樣高分。同樣是學生作業,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有一次卻忍不住抱怨:「我的學生雖然才華不高,但還沒有像伊果的作業讓我這樣生氣的!」
那一位讓柴可夫斯基忘情給高分的學生,正是拉赫曼尼諾夫(Sergei Rachmaninoff, 1873-1943);而那讓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頭痛的弟子,則是史特拉汶斯基(Igor Stravinsky, 1882-1971)。
這兩個人發展後來卻是天差地別。
看似平庸的史特拉汶斯基,突然開竅後不但寫出比老師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更華麗新奇的管弦樂法,更以獨到創意大玩節奏與和聲。他的《火鳥》就把管弦樂器用得前無古人,《春之祭》的大膽更讓首演聽眾打成一團,作曲家跳窗逃生,成為音樂史上最著名的「醜聞」。史特拉汶斯基一生創作多變,技巧推陳出新,到老更像音樂頑童般遊戲人間,什麼技巧理論都願嘗試,成為二十世紀新時代的掌門。
拉赫曼尼諾夫身兼作曲家、鋼琴家、指揮家於一身,一生都保持對旋律和調性音樂的熱愛,不斷精鍊自己的創作。在他的時代,音樂界已經歷天翻地覆的革新,荀白克甚至以十二音列打破和聲體系,拉赫曼尼諾夫自被當成浪漫餘孽,食古不化的代表。但他始終不畏流俗,堅持做自己。今日無論是唱片錄音或音樂會曲目,在在證明拉赫曼尼諾夫的作品歷久不衰,聲望愈來愈高,名列古典音樂中最受歡迎的經典,展現超越國界、跨越時空,立即感人的音樂力量。甚至就鋼琴音樂而言,拉赫曼尼諾夫的成就不在蕭邦與李斯特之下,堪稱古往今來最了解鋼琴的作曲家之一。
不同風格、相同命運
即使史特拉汶斯基和拉赫曼尼諾夫兩人風格極為不同,彼此也不喜歡對方作品,但他們都是1917年共產革命的受害者,在時代變局下逃離祖國求生活,最後落腳美國。蘇聯與帝俄的差別不只是政治體制,更是全方面的改變,特別在蘇聯走向極權統治與恐怖操控後,更成為史無前例的人性浩劫。所有藝術創作都得為政治服務,作曲家自得在創作自由與樣版規定中求生。然而時期不同,作曲家所面臨的壓迫也不同。蘇聯兩大作曲家普羅柯菲夫和蕭士塔高維契,就有完全不一樣的命運。
(俄國政治情勢令許多作曲家流亡海外,但普羅柯菲夫卻不管政治氣候仍舊選擇回到故鄉,並與史達林同日謝世)
普羅柯菲夫與《第七號奏鳴曲》
普羅柯菲夫(Sergei Prokofiev, 1891-1953)其實是自投羅網。從學生時代,在聖彼德堡音樂院求學的普羅柯菲夫,就是讓老師頭痛的爭議人物。天資非凡的他,進音樂院之前已經譜有交響曲和歌劇,鋼琴也彈得極具天份,但他偏偏就是要照自己的方式作曲並演奏,讓作曲教授與鋼琴教授皆怒不可遏。他討厭學院鋼琴比賽中必須演奏古典作品的規定,索性以自己新古典風的《第一號鋼琴協奏曲》取而代之,最後還奪得冠軍,活活氣死一票老師。普羅柯菲夫在歐陸與美國闖盪出自己的天地,無論是鋼琴技法或管弦樂曲,都展現極為銳利新奇聲響,音樂宛如鋼鐵工廠,在鐵錘與火光中敲出白熱化的燦爛。他的《第二號鋼琴協奏曲》完全是野獸派音樂,但《第三號鋼琴協奏曲》又有清新透明的樂想,歌劇《三橘之戀》更紅極一時。
然而,普羅柯菲夫最後擋不住故鄉的呼喚,在1935年選擇回到蘇聯——只是他沒想到,故鄉早已天翻地覆。
由於成名國外又回國定居,蘇聯對普羅柯菲夫敬重有加,但創作限制卻始終不斷。當然,他寫出如芭蕾舞劇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如此經典創作,但真正反映他內心世界的,則是三聯作第六、七、八號鋼琴奏鳴曲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就完成三首曲子初稿,同時寫作十個樂章,再一一組合成三首奏鳴曲。雖然此三曲向來被稱為「戰爭奏鳴曲」,但內容實則極權統治下的蘇聯生活,充滿特務與恐怖,是「KGB奏鳴曲」。
普羅柯菲夫在這三曲中延續穆索斯基、林姆斯基-高沙可夫以降的音樂傳統,在民歌素材中以現代音響與節奏表現俄國魂。《第七號奏鳴曲》的第二樂章是一首俄國哀歌,中間響徹的則是來自全蘇聯的鐘聲——這是可怕的警示,惡兆般的喪鐘。到了第三樂章,果然災禍發生。這是對全蘇聯人民,每一個家庭、每一個人的恐怖政治和生活悲劇。
史達林之死與蕭士塔高維契《第十號交響曲》之生
1953年3月5日,史達林和普羅柯菲夫竟在同一天過世,在地獄裡繼續算彼此未了的帳。而因為創作被批鬥,久久未寫作交響曲的蕭士塔高維契,在史達林一死,就靈思泉湧地寫下《第十號交響曲》,描繪史達林的恐怖與自己的勝利。當年意氣風發的蕭士塔高維契(Dmitri Shostakovich, 1906-1975),不到二十歲就寫下《第一號交響曲》轟動世界樂壇,是蘇聯最具才華的作曲能手。然而,他的天才與創意卻在充滿暴力情色的歌劇《慕斯隆克郡的馬克白夫人》後遭到史達林嚴詞批判,列入觀察名單。從此,蕭士塔高維契人生變色,創作大轉彎,在不違背當局命令下痛苦地追求創作自由。
蕭士塔高維契的《第五號交響曲》是對史達林批判的「謙卑回應」,第四樂章果然寫出歡騰的革命音樂,只是那竟是「被強迫的歡樂,被鞭打、被命令下的歡樂」。
身為蘇聯最好的作曲家,也是足以讓全世界震撼屬目的作曲家,蕭士塔高維契不只有音樂價值,對蘇聯而言更是高度本地文化的象徵,具有政治宣傳價值。即使和高層有過許多衝突,蕭士塔高維契最後還是能在蘇聯平安度過一生—只是作曲家並不甘心!蕭士塔高維契生前和友人口述自己想法,在手稿上逐頁簽名,要友人在他死後將手稿於西方出版。此書就是震驚天下的《證言》,忠實見證蕭士塔高維契的痛苦與蘇聯統治的恐怖。
然而,若說蘇聯共黨對音樂有何貢獻,或許在於以國家力量栽培音樂人才。音樂之所以仍能於蘇聯存在,在於音樂是人類共通語言,蘇聯需要以一張人性的臉孔面對西方自由世界。從俄國到蘇聯,這片土地孕育出無數驚人演奏家,主宰二十世紀的音樂會舞台,也為古典音樂提出新穎的面貌……